诺贝尔奖得主揭秘高中生涯 分数难承卓越之重

　　诺贝尔奖得主高中生涯揭秘

　　分数难承卓越之重

　　美国教育学者帕西·山伯格提出，好的教育系统和高的教育成就比量化的成绩更加内涵丰富。

　　随着高考分数的发布，各个省市都刮起了状元热。然而，早年的学业成功，是否必然意味着今后人生的卓越?

　　为此，耶鲁大学儿童研究中心临床讲师维吉尼亚·希勒博士给11位2013年美国诺贝尔奖获奖科学家写信交流和探讨，并将其研究心得与中国读者分享。

　　——编者

　　随着中国内地高考分数的放榜，各省市又开始评选和追捧各自的状元。我对状元们表示衷心的祝贺。当然，也对那些没有成为第一名，但辛勤耕耘过的学子们表示祝贺。他们应该相信，他们并没有丧失一个实现卓越人生的机会。

　　诺贝尔奖得主并非都是状元出身

　　作为2013年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席勒的妻子，我最近有机会调查其他2013年诺贝尔奖得主的高中学业情况。其中，我丈夫在高中时并不是班上第一名。他在美国密歇根州上学时，在400多名学生中排名第四。因为知道这个，我决定调查其他诺贝尔奖得主的情况，了解他们在高中时的成绩是否拔尖。

　　在11名诺贝尔奖得主中，有9位诺贝尔奖得主积极给予反馈。在这9位诺贝尔奖得主中，有一位(詹姆斯·罗思曼)在高中毕业时是第一名，有三位(尤金·法玛、阿里耶·瓦舍尔和马丁·卡普拉斯)所在的学校没有班级排名，但是他们在学校获得了卓越殊荣，有一位(托马斯·祖德霍夫)去的是华德福学校，学校不允许任何考试和排名，另外三位(迈克尔·莱维特、拉尔斯·彼得·汉森和兰迪·谢克曼)并不是班上第一名。

　　那么，当初并没有成为高中班级第一名的诺贝尔奖得主，如何看待自己高中的学习?迈克尔·莱维特博士(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表示：“我从来不是班上最好的学生，排名总是在前10%的样子。这大概是故意的，因为这对我很容易，但同时又让我有足够的时间参加非学术性活动。”兰迪·谢克曼博士(诺贝尔医学奖得主)则称：“我没有得到‘致告别辞的毕业生代表(第一名)’的殊荣!我上的是一所很大的公立高中，我在600多个人中排名第25位。”谢克曼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在了数学和科学课程上面，对其他科目都没有怎么关心。拉尔斯·彼得·汉森博士(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坦言称，他在高中时学习很困难，因为那时他们全家搬到另一个地方，让他在学校适应得很困难。汉森记得他的老师在带回家的报告单上写他不尊重权威，他也记得得过很差的成绩。总的来说，在高中，他没有进过前三名。

　　最具潜力学生更痴迷于学习以外的事

　　如上所示，这几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学校并没有致力于成为第一名，而且在同龄人中他们也不拔尖。那么，他们在高中到底干了些什么?

　　我想聚焦在我丈夫身上，谈一下这群诺贝尔奖得主在高中时选择参加的课外活动。我丈夫在那个时候自己制作过反射望远镜，也收集过化石。他最有创意的思想就是把碱液、锡箔纸和水混起来，做成氢气球，让它们在上升的时候，一点点漏气，然后用相机记录下它们慢慢下降的过程。他在气球里面放了联系方式，让找到气球的人通知他在哪里找到的气球。有一个气球是在几百英里以外的地方被发现的。当然，他承认，这是一个危险的活动，会有失火的可能，但是那时，他不懂这些危险。而且，无需多言，这些活动不算在高中成绩之内。

　　我丈夫在高中时喜欢学习语言。他所在的学校要求学习拉丁文，他说：“我入迷了。我开始阅读(非必读)拉丁文书籍，还有诗歌。我自愿写了一些短诗给我的同学和拉丁文老师，老师看后很惊讶。也许我有点炫耀，但是这也很有趣。”

　　创造力需要人有一次次尝试的勇气

　　美国心理学家罗伯特·斯腾伯格博士在智力、创造力、思维方式以及领导才能方面写过很多文章。作为美国心理学会前主席以及1500篇出版作品的作者，他在1995年与陆伯合写过一本书，探讨创造力需要人具备哪些品质，这本书的名字叫《不随大溜：在循规蹈矩的文化中培养创造力》。该书提到了做出有创意的工作所需要的品质，对我们研究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成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框架。在这本书里，他们写道：

　　“读到有一些关于创造力的模型，只是注重于创造力的思维过程，这有时会让我们感到吃惊。智力技巧以及知识无疑对创造力很重要。但是，我们相信，创造力不只是一个认知现象，或者仅仅局限于大脑。要成为有创造力的人，你不仅要有好的想法，还需要勇气。这无法用计算机程序来模拟，也没办法用数学公式来表示。如果你想做有创造力的事情，你要有尝试的勇气，一次次尝试，即使周围的人都希望看到你消失，甚至是为此受到惩罚，因为你没有墨守成规。你可以选择有创造力，也可以选择循规蹈矩、安全地随波逐流。”

　　我丈夫在高中时追逐自己喜欢课题的兴趣，一直延续到他的职业生涯。在我和丈夫最近访问中国的时候，我们接受了财新传媒总编胡舒立的采访。我们谈到我丈夫曾经因为其文章而受到批评的经历，因为人们认为他的观点很奇怪，或者完全是错的。我告诉胡舒立：“他在成为行为心理学家的最初，有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起因源于他在1981年写的一篇文章。事实上，在他得到诺贝尔奖之后，他收到一个同事寄来的卡片。这位同事谈到，他记得在1981年的时候，我丈夫曾经告诉他，自己后悔写了这篇文章。然而，这篇文章正是我丈夫得到诺贝尔奖的主要原因，但是在那个时候，争议很大。他回家的时候神情很沮丧，因为人们的批评。”

　　胡舒立接着问起了我丈夫挑战当时广为接受的有效市场假说之后的经历。她问：“你能感觉到周围的敌意吗?”我丈夫说：“偶尔会感觉很困难。我想，这大概是导致我后来在学术界不够靠前的原因吧。然而，我不在乎这些。我到学术界是因为我对真理感兴趣。如果他们因此不提拔我，那就随便吧。”

　　之后，我丈夫的工作更加大胆地脱离经济学职业的束缚。在他的诺贝尔奖自传里，我丈夫写道：“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发展出了自己的研究风格，尽量避免在一个领域过于专业化，比如说像计量经济学这样狭窄的领域。如果我真想为好的经济政策和实践做些实事，把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和其他的方法一起使用，将会收到更好的效果。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研究的某些方面逐步发展，让有些人认为我选择了错误的道路。比较起其他人而言，我更愿意尝试古怪的思想。同时，我更喜欢博采众长，学习和借鉴社会学方面的思想，打破经济学职业的常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