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窑的海丝之旅 随月港的通商而遍及海外诸邻

　　“漳州窑”作为海外贸易众多商品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随月港的扬帆通商而遍及海外诸邻。

　　欧洲是16、17世纪的海上霸主。葡萄牙殖民者于1511年占领马六甲后，迫不及待地想打开对中国贸易的大门。中国的瓷器一到欧洲，就受到贵族阶层的青睐，他们把中国的瓷器作为财富、身份的象征，或作为贵重的礼物馈赠，因此出现了一股寻找中国瓷的潮流，他们通过贸易或订单购买中国陶瓷。作为外销瓷应运而生的漳州窑业，在其中受益匪浅。

　　据相关资料记载：1626年荷兰“希达姆号”载运清单中有从漳州河购到的细瓷器12814件;1627年荷兰“德尔夫特号”船的载运清单中有各种瓷器9440件，部分购自漳州河。

　　1954年出版的T ·德尔克所著《瓷器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一书中介绍，在17世纪约80年的时间内，中国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输出的陶瓷制品达1600万件以上，其中不乏闽南漳州地区生产的瓷器。此外，民间海商的交易，更是难以估量。

　　从中可以看出漳州窑与欧洲贸易之频繁，数量之大。

　　日本史料记载：庆长十八年(1613)六月五日，有漳州商船六艘开到长崎;元和六年(1615)六月三日，又有漳州商船开到纪伊的浦津，并允许随便交易。

　　明朝隆庆开禁之后，漳州月港开放，但明政府依然禁止与日本通商。事实上，私商仍通过我国台湾的鸡笼、淡水与日本进行贸易，对日本的海禁名存实亡。其中，漳州窑系贸易陶瓷更是走私货物的大宗。

　　从目前已知的资料显示，在世界各国中，日本发现的漳州窑瓷器最多，在日本全国近代各大遗址中几乎都有出土，如江户遗址、京都大阪城下町遗迹、琾环濠都市遗迹、博多遗迹群、长崎遗迹等。特别是从16世纪后期到17世纪中叶的遗迹中发掘出土了许多景德镇窑系以外的陶瓷 ，这些陶瓷被称为“芙蓉手”、“吴须手”、“吴须赤绘”、“汕头器”、“交趾香盒”、“五彩·琉璃地”等，通过考古发掘证明其产地就在漳州。这种事实说明漳州窑系产品作为生活用品被普遍使用的状况，也是闽南陶瓷经销日本形成高潮的标志。

　　日本的长崎港是出土漳州窑瓷器最多的地区，长崎港开辟于1570年，起初中国同葡萄牙的海上贸易货船必经此地，1601～1635年，东印度公司的商船以此为据点贩运中国瓷器，于是长崎港成为中国陶瓷行销海外的集散地。

　　东南亚地处中西方海上交通要冲，除作为我国古陶瓷的外销地区外，同时也是中国陶瓷走出亚洲，销往世界各地的重要转运、集散中心。

　　据史料记载：从月港起航的商船在万历十七年之前，出航东西洋各限44艘，东洋吕宋一国因水路较近，定位16艘，“后以引数有限，而愿贩者多，增至百一十引矣”，加之占城、交阯州等处共117艘，万历二十五年再增20艘，共达137艘 。这只是明确的记载，尚不包括其他港口及民间走私的数量。

　　西班牙占领吕宋后，开辟了一条横渡太平洋的“马尼拉大帆船”航路，而荷兰也占领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并以之为据点作转运中心之后，“漳泉海商趋之若鹜”，东南船家中亦流传着“若要富，须往猫里务”之语。

　　从考古发现和调查情况看，东南亚发现的漳州窑系瓷器以青花瓷和彩绘瓷为主，分布的范围主要在马来半岛、中南半岛等国家和地区，其中又以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为最多见，这与西班牙和荷兰以马尼拉和巴达维亚为转运中心是分不开的。印度尼西亚被誉为中国古陶瓷的仓库之一，根据苏马拉·爱迪文《印度尼西亚发现的16～17世纪的漳州窑瓷器》一书的介绍，印尼发现的漳州窑系陶瓷主要有青花瓷、彩绘瓷、单色瓷、色釉瓷、“汕头器”等类型，器形有盘、碗、碟、罐、瓶、军持与盖盒等。

　　漳州窑系陶瓷不仅见于东南亚的田野考古调查发掘以及博物馆收藏，在沉船考古中也有不少发现。1983～1985年，英国人米歇尔·哈彻在印尼宾坦岛外发现一艘明代“中国平底帆船”，打捞出2.7万件瓷器，其中主要是明末青花瓷，主要器形为漳州窑系的开光大盘、执壶、瓶、罐、盒、军持等。1985年，法国“环球第一”探险队在菲律宾巴拉望岛西面海域发现了一艘明代商船——“皇家舰长”暗沙二号沉船，打捞出明代万历年间陶瓷器3768件，其中有不少是属于漳州窑系的产品。西沙群岛北礁3号沉船遗址出水大量青花瓷碗、盘、碟、罐等器物，其器形特征与漳州窑场发现的器形相一致。

　　印度洋沿岸国家与漳州窑业的绝大部分联系，被明清时期实行的限制私商下海通番的政策割断但新的贸易体制随着葡萄牙等洋船的东来逐步建立起来。葡萄牙及后来的英国殖民者延续了我国宋元船家所开辟的沿印度洋沿岸的航线，以印度果阿、阿拉伯半岛、东非、南非等印度洋沿岸地区为据点，将中国瓷器源源不断地运回欧洲。因此，明清中国陶瓷在这条亚欧大航路沿线的几个重要港口和城市都有所发现，漳州窑同这些国家的贸易往来也由同样的方式跟随着葡萄牙、英国等欧美国家的船只转运而至，并由这些港口传播开来。

　　东非坦桑尼亚的基尔瓦岛“大清真寺”、“大房子”遗址出土了许多明清时期的瓷器，其中就有晚明漳州窑青花。1912年对埃及福斯塔特的发掘中已出土数十万片瓷片，其中可以确认有漳州窑瓷器的残片;1971年在埃及的沙姆沙伊赫和沙德万红海海域发现两处含有十八世纪中国货船的沉船遗址，1995年埃及海洋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了水下考古调查，发现有漳州窑青花瓷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托普·卡普·撒莱博物馆所收藏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遗留下的大量中国瓷器中也有漳州窑系的制品，1517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征服埃及，可以推测这些瓷器应是1517年以后作为战利品从埃及运到伊斯坦布尔的，漳州窑瓷器大概也是沿着这条路线经由埃及被运进托普·卡普·撒莱宫的。

　　美洲的瓷器输入，主要是通过西班牙人开辟的一条横渡太平洋的“马尼拉帆船”航线。这条航线又称“马尼拉——阿卡普尔科”航线，其帆船由吕宋向东直航，横跨太平洋而达墨西哥西海岸的阿卡普尔科港，再经陆路转运至墨西哥东岸的维拉克鲁斯后，穿越大西洋而达西班牙首都马德里。

　　中国陶瓷输入菲律宾之后，一般就是经由这条线路销往美洲各地的。1595年沉没于北美太平洋海岸的德雷克湾的“圣·阿古斯廷”(San.Agustin)号沉船，出土了大批中国明末清初陶瓷器;在加利福尼亚州、华盛顿州和哥伦比亚省沿太平洋海岸一带，都有不少中国明末青花瓷器出土，主要器形有盘、碗和碟，有些瓷片装饰有与漳州窑瓷器相似的开光图案，青花瓷片中有一类为胎壁较厚，器足无釉，粘有沙粒，这便是人们所称的“沙足器”、“汕头器”，考古发现已经证明漳州是“沙足器”的重要产地，这类陶瓷很可能是福建窑口的产品，是福建陶瓷经由西班牙大帆船输往美洲的证据。

　　在墨西哥市发现的近现代遗物中，有以青花和彩绘为主的中国明清瓷片，其中万历风格的民窑产品包含开光装饰的盘、碗等，内底的装饰图案有缠枝花、折枝花、灵芝草、团螭等，与漳州平和花仔楼、大垅、二垅、华安东溪、云霄火田等窑址产品相同。彩绘瓷的装饰图案不少与漳州窑系产品特征一致，应当亦是通过“月港——马尼拉——阿卡普尔科”航线输入墨西哥。

　　外销形式

　　明清时期，漳州地区有数量众多的窑址。但是，“漳州窑”瓷器在国内发现和出土的事例少，在海外却很多。比如日本、东南亚，甚至远至埃及，都有大量“漳州窑”瓷器出土。这说明“漳州窑”是以外销为主的。

　　“漳州窑”是随着月港海外贸易的发展应运而生的。在对外贸易中，“漳州窑”既填补了景德镇等官窑产品的不足，又满足了海外市场对中、下等瓷器的需求，因而得以迅速占领市场，传播扩散。

　　有关资料显示，“漳州窑”的外销方式主要有3种：委托定制、直接购买、中国海商通过舟楫运到东南亚各地交易。

　　委托定制 荷兰人有时还预付定金给中国商人，以便接受订购的窑业作坊能够买到烧造瓷器所需的原料，有时甚至会设计出木制样品让中国商人带回国内联系窑工生产。

　　直接购买 葡船、荷船经常出没中国东南沿海，收购包括陶瓷器在内的中国货物。据《瓷器与荷兰东印度公司》所载，荷船所运中国瓷器不少便是在漳州河一带收购;葡人克路士亦记述葡船克拉克船和暹罗船曾在福建闽南一带运载陶瓷等货物。

　　中国海商通过舟楫运到东南亚各地交易 这是中国海商传统的贸易方式，肇始于唐宋，到明代甚至是明末清初，这种贸易方式依然存在。在荷兰东印度公司转运的大批陶瓷器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来自中国东南沿海的中国木帆船运至爪哇卖给荷兰人，然后由其转售到其他国家地区。西班牙大帆船贸易所需的货源，包括陶瓷器等，绝大多数是中国海商运载到马尼拉。

　　世界影响

　　中国瓷器一直都扮演着文化传播使者的角色。“漳州窑”是我国外销瓷业的隆重一笔、占有重要之地，在这方面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在物质文化方面 中国瓷器对海外特别东南亚有着直接的影响。据明张燮所著的《东西洋考》所载：“文郎马神(相当于今天印度尼西亚的加里曼丹)初盛食以蕉叶为盘，及通中国，乃渐用磁器” 、“柔佛(即今天的马来西亚)王用金银器盛食，民家磁器，都无匕筋，以手拈之而已。”这是中国陶瓷通过贸易逐渐影响东南亚当地饮食文化的真实写照。

　　在精神文化方面 中国陶瓷或被作为显示身份财富的象征，或被用于婚礼喜庆用品，甚至还体现在丧葬与宗教生活上。据《东西洋考》所载：“美洛居(即今印度尼西亚马鲁古群岛)东海中稍番富之国也，……嫁女多市中国乘酒器，图饰其外，富家至数十百枚以示豪侈。”考古调查与发现已证实印度尼西亚乃明清福建漳州窑系陶瓷的重要销售地，福建陶瓷受到当地人民的普遍欢迎是不争事实，在北苏拉威西地区漳州窑系陶瓷还被用于婚宴上盛放食物。有意思的是在北苏拉威西地区漳州窑系青花大盘还被用作接生之用。

　　另外，《东西洋考》又载：“文郎马神(相当于今天印度尼西亚的加里曼丹)又好市华人瓮，画龙其外，人死，贮瓮中以藏。”说明作为丧葬用品的中国瓷器在东南亚部分地区十分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