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山县城驱车前往陈城镇岐下村仅需20分钟,入村的主要通道是一条足以容纳两辆大卡车并行的海堤,一路上海风轻拂,道路笔直平坦,很难让人跟当地的民谚“岐下窟,会进不会出”联系在一起。
据当地村干部介绍,在1956年以前,岐下村基本近似一个孤岛,进出村子最便捷的方式是坐船,到县城办件事至少也得花上一天的时间。到了1956年修起这条入村的海堤时,其宽度也只容一车单行。甚至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出入岐下村仍很不方便,1998年之前整个村子还找不到一条水泥路,很多原本有意到当地开展渔业养殖的外地人也因此望而却步。
但如今,这个有着3000多人口的渔村却是东山县最大的海上网箱养殖基地。当地从事海上养殖的渔民有400多户,鱼排3万多格,并吸引着平潭、广东乃至山东的渔民于秋冬时,来到这里进行网箱养殖。谈起岐下村这十几年来的变迁,感受最深的莫过于当地的鲍鱼养殖大户陈振生。
无处生财的聚宝盆
记者在岐下村村部见到了陈振生。这个52岁的男人衣着朴素,声音爽朗,皮肤跟大多数长期靠海吃饭的人一样,黝黑中透着健康的红光。
跟当时村里的多数人家一样,陈振生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家庭中,上到小学三年级便不得不辍学打零工贴补家用。岐下村因为淡水资源缺乏,难以发展农业,村民基本都世代以打鱼为生。20岁那年父亲病逝后,作为家中长子的陈振生便担起了养家糊口的重担。
“当时出海捕鱼辛苦啊,出海时间根据潮汐的变化来定,不管早晚都要出海,可一天下来又赚不到什么钱。”陈振生回忆道。到了1994年,陈振生东拼西凑了2万元,在村前的金凤湾搭起渔排,搞起了网箱养殖。尽管不必再像捕鱼时那么辛苦,但网箱养殖并未给陈振生一家的经济状况带来多大的改善。“那时候鱼的价钱太低,不好卖。”陈振生说,这一切要归咎于岐下村当时闭塞的交通,辛苦养出来的鱼难以外销,在本地又卖不出好价钱。
事实上,岐下村村前的金凤湾是天然的避风良港,水质优良,具备极佳的渔业发展条件,可闭塞的交通却让岐下村空有聚宝盆却无处生财。
无中生有的致富路
岐下村和陈振生的转机始自1998年,这一年,村里集资7万元修起了第一条通往村外的水泥路。以此为开端,此后数年间,村里逐渐对进出岐下村的道路进行修整。到了2000年,村里则开始在金凤湾上动工修建渔港。
如今,岐下村的村部就建在本村的渔港旁,谈话间陈振生指着窗外热闹的渔港说:“以前这一带都是沙滩和滩涂,我们在海上搞渔排很不方便。”他说,当初要把一筐饲料运到湾里的渔排上,或者把鱼运到村子里,都要两三个人抬着筐子徒步来回,这一趟下来,不仅费时费力效率低,衣服上沾满泥巴更是家常便饭。
现在岐下村建起的这处渔港已被评为国家二级渔港,这意味着这处港口的年卸货量至少有两万吨,能容纳200艘以上的渔船。“现在要是遇到台风天,有时连诏安那边的渔船也会到这里避风。”陈振生说。
道路和港口的修建不仅给岐下村带来了交通上的便利顺畅,还带来了财运与商机。到了2000年时,陈振生的养殖网箱从最初的12格变成了70多格。网箱养殖的效益开始越来越好,以此为业的岐下村村民也越来越多。而逐渐还清早年养殖欠下的一些债务后,陈振生又将目光瞄准了经济效益更高的鲍鱼养殖。
无出其右的淘金处
2003年,陈振生筹措了40多万元开始进行陆上鲍鱼养殖。
但在最初的培苗阶段,缺乏经验的陈振生经历了数次失败,直到第二年才成功培育出自己的鲍鱼苗。艰辛的付出在陈振生的言谈中却轻描淡写:“其实养鲍鱼没什么苦的,刚开始我的压力还是在资金上,投了那么多钱却没有回报,只能干着急。”陈振生说,他开始养鲍鱼的那几年恰逢当地普遍养殖的九孔鲍市场竞争力下降,所以直到2007年才赚到自己的第一桶金,而这桶金的价值便已高达百万元。
从最初只有30口鲍鱼池,员工除了自己就只有老婆和儿子,到如今,陈振生在海上陆上已经拥有了600口鲍鱼池,员工达数十人。陈振生说,自己鲍鱼养殖的成功也要归功于这些年岐下村的发展,港口和道路的畅通为饲料的运输和成品的外销都提供了便利,“现在我的鲍鱼大都卖到北京,这样能不赚钱吗?”陈振生说。而他的成功,也逐渐引来许多同村人取经学习,并纷纷效仿,搞起了鲍鱼养殖。
成功后的陈振生也不忘为村里的发展出力,出钱修路、救助贫困户、资助小学,村里大大小小的公益活动都有他的影子。不过,他也笑着表示,最近两年他为村里做好事做得少了,“现在村财政和大家都富了起来,也不怎么要我帮忙了嘛。”
冬日的阳光中,岐下村村部前的渔港上人声鼎沸,七八辆运载活鱼的大卡车不时在岸上来回,略带鱼腥味的海风中,一群海鸥在波光粼粼的海面上起伏飞舞。当地村干部说,高峰时,渔港上一天就要进出上百车次,或是为渔排上的养殖户们运送饲料,或是将一车车的活鱼送往市场,而村民们的财富也正是在这康庄大道上一步步凝聚而成。(漳州新闻网记者林诚毅通讯员朱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