暖心的话
“鼓励他们很重要,说一些暖心的话,他们很喜欢听”,杨林川说,吸毒者大都生活窘迫、遭人冷眼,稍稍说些暖心的话,他们都能记得住。“像亲人般对待他们,他们也并非是无情无义的人”
每天早上8点,两个社工便会打开工作站的门,等候前来吃美沙酮或尿检的人,并跟他们谈谈心。这两个社工有点不同,他们都是退休的老人,杨林川是原水产站退休职工,杨秀敏原来在镇供销社工作,两人都是64岁。
“每个月工资500元,没有双休日,一年365天都要上班”,两个退休老人为何如此执著于社区戒毒?因为在他们眼里,“那些都是乡亲,都不是无情无义的人,能挽救一个是一个”。
7月6日,一辆红色摩托车在康复站前停了下来,来者是30多岁的阿水。记得阿水第一次到康复站时,杨林川很意外。“我认识他很多年了,以前经常到他上班的酒楼吃饭”,杨林川下意识地问了一句,“你怎么也吸毒”。阿水不知道怎么回答,只说了句,“没办法啊”,见到心理疏导室人多,阿水并没有接受杨林川的喝茶邀请,骑着摩托车一溜烟走了。
杨林川说,阿水两三年前才染上毒瘾。如今父亲、妻儿都跟他隔离,钱也不给他,只管饭,其他都不管了。那辆摩托车也成了他可以支配的唯一财产。
“这些吸毒者在找工作的时候,容易遭人排斥,更重要的是,很多吸毒者并没有参加工作的动力。他们上午大都在睡觉,因此下午的时候他们才陆陆续续来到站里吃美沙酮。”
“有些人来这里尿检或喝美沙酮的时候,头上戴着全包式头盔,下车的时候也不卸,径直走到治疗室,然后赶忙离开,就怕别人知道,”杨秀敏说。
他们两人尽管才接触吸毒者一年多,不过已掌握与他们沟通的技巧。“鼓励他们很重要,说一些暖心的话,他们很喜欢听”,杨林川称,他们大都生活窘迫、遭人冷眼,稍稍说些暖心的话,他们都能记得住。“像亲人般对待他们,他们也并非是无情无义的人”,杨秀敏感触很深,有一天走路回家,一个吸毒者骑着摩托车路过,主动上前打招呼,并执意要骑车送她回家。
不想离开
阿艳并不想离开,一是因为父亲年迈多病,她想多陪他一下,二来也担心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自己会更加无助
“社会中每个人都有沾染毒品的可能,但为什么大多数人都能抵挡住诱惑、洁身自爱呢?”陈沙麦教授从社会学的角度,给出了答案。
她称,个体与各种社会群体或组织之间的正常关系,作为一种社会制约因素对个体是否选择吸毒行为起着约束作用,这种关系越紧密,则约束力越强大,个体吸毒的可能性就会越小,反之就会越大。个体选择去吸毒主要是因为他们缺乏与家庭、朋友、学校、工作单位等群体或组织的正常关系,或者这种关系过于松散,以致失去了对个体应有的监督和制约作用。
“虽然社会控制因素不能确保每一个人不去吸毒,但强大的社会控制因素却能使个人吸毒的可能性降到最低限度,并使吸毒成瘾成为不可能”,陈沙麦称,目前全世界都面临着复吸率高、戒毒难的困境,即使是把吸毒者全部送进戒毒所也无济于事,因为现在还没有一个有效的提高毒瘾戒除率的方法。因此,防患于未然才是控制和根绝吸毒的关键。主要应该从家庭、学校、社会、社区、个人几个方面着手。
针对农村吸毒人员面临的困境,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夏学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建议,要戒掉毒瘾,不能单靠普通的强制戒毒方式,要让他们回社区生活,让他们有积极的生活态度。地方政府也要做一个牵头人,要做好集体致富的工作,发展农村的集体经济,在资金和技术上都要尽力提供帮助,必要的时候可以组织他们一起工作。
“当前,戒毒的问题不是一个政府部门或组织能够解决的,应该加强家庭、社区的戒毒合作,给吸毒者更多的关爱和尊重。条件合适的地区,还可以帮助他们找到一个正常的工作,这才是根本。”广州白云自愿戒毒中心张希范院长也曾对媒体表示,首先要把他们当做病人和受害者,其次才是违法者。
释放回去第四天,阿艳通过多方打听,知道原来不少吸毒的朋友都已经离开了佛昙,去外地打工。她有些失落,但是她并不想离开,一是因为父亲年迈多病,她想多陪他一下,二来也担心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自己会更加无助。
谈到未来,她言辞闪烁,“先尝试找一份工作,然后再嫁人吧!”不过,她很快又改口,“还是走一步算一步吧!”(海都记者 苏禹成 摄影 杨清竹 白志强)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吸毒者均为化名)